事實上，中國近年來垃圾短信泛濫，與中國消費者的弱勢，權利意識淡漠有很大關系。相關立法的緩慢也是重要原因，限制垃圾短信其實質是限制短信，這必然損及運營商的權益，而在中國，基本所有涉及運營商權益的立法基本上都進展緩慢，比如《電信法》，從1980年開始起草,到今天已經32年，仍未出臺。
新加坡國會10月15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案，禁止向個人發送市場推廣類短信等垃圾信息，違法發送垃圾信息的機構或個人可能會被重罰100萬新元，約合514萬元人民幣，每條最高1萬新元，也就是人民幣5萬多塊。
新加坡立法一向以重罰聞名于世，但這次個人信息保護法案中對垃圾短信的重罰程度并不特別突出，因為在新加坡之前，已經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重罰”垃圾短信，比如在美國，違規發送垃圾短信者最高將被罰款數百萬美元，嚴重者甚至會被處以監禁；在香港實施的《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中，發送垃圾短信也可能會被處以高達50萬元的罰款。
相比之下，在中國，對垃圾短信的治理卻一直沒有提到法律層面，而中國，又是全世界垃圾短信最為泛濫的一個區域。據上個月發布的《2012年上半年中國垃圾短信狀況報告》顯示，上半年，全國垃圾短信發送量約為1000億條，平均每部手機收到超過100條。這是個什么概念呢？檢索新聞可知，美國媒體也在驚呼垃圾短信肆虐，但其2011全年發送量是“高達45億條”。去年全年，中國的垃圾短信總數，也未過千億。
垃圾短信泛濫引發用戶憤怒的情況已持續多年，從新聞聯播到央視315晚會，媒體幾乎也是年年重點關注，但垃圾短信卻不但未見消停，卻日益增多，是何原因？新加坡的重罰立法，對中國治理垃圾短信又是否有借鑒意義？
毫無疑問，從現實情況看，立法確實已成為中國垃圾短信治理的一大瓶頸。由于已頒布的《電信條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等法規并未對垃圾短信治理提出明確規范，目前，各地對垃圾短信的處理方法一般還是以市民舉報--運營商封號為主，但運營商由于糾葛于利益，且確實對垃圾短信的定義、信息內容的認定、信息監管與信息保護的邊界難以把握，導致效率低下。在實際操作中，運營商一般會選擇投訴數量較高的短信號碼向公安、工商等部門報告，只有上級判定之后，才能將其屏蔽。一條垃圾短信平臺帶來的收益可能是百萬、千萬，但代價卻僅僅是號碼被屏蔽，當然難以遏制制造者的投放沖動。
至于因濫發垃圾短信而被繩之于法者，則極為罕見。之前曾有北京4青年平臺垃圾短信滋擾市民而被提起公訴，但理由卻是因未獲得經營短信平臺業務資質而“涉嫌非法經營罪”，那是不是說有資質的垃圾短信經營就合法呢？這正是事實。而短信廣告（服務）經營的合理邏輯則至少應遵循兩個原則：發送短信前應征得用戶同意；用戶有權利拒絕接受廣告短信。
中國的垃圾短信治理在最初階段主要集中在打擊短信詐騙，當時，社會普遍認為給用戶發送垃圾短信是企業的一種基本權利，只要不收費不詐騙不給用戶造成具體損失則無可厚非。直到近年，人們才意識到拒絕非應邀短信也是手機持有者的基本權利。而如果要真正確立和保障這項權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驟。
事實上，中國近年來垃圾短信泛濫，與中國消費者的弱勢，權利意識淡漠有很大關系。相關立法的緩慢也是重要原因，限制垃圾短信其實質是限制短信，這必然損及運營商的權益，而在中國，基本所有涉及運營商權益的立法基本上都進展緩慢，比如《電信法》，從1980年開始起草,到今天已經32年，仍未出臺。
由于公眾輿論壓力，幾次整頓后，近年來由各地運營商短信端口直接發出的垃圾短信正在變得越來越少，這是可喜的進步，但也應注意到，通過普通手機卡點對點發送的垃圾短信卻更加泛濫，這些短信套餐卡是如何大量流入市場成為垃圾廣告源頭，運營商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實際上，由于平臺短信者每發出一條短信運營商都會有利潤產生，很難指望運營商以完全客觀的姿態參與短信治理。這更使相關立法迅速出臺成為必要。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此次針對垃圾短信的立法，實際上是存在于“個人信息保護法案”中，這也顯示出，反垃圾短信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的密切關系，實際上，如果違法者沒有掌握巨量的公民個人信息，他們也不可能成功實現垃圾短信營銷，相關產業鏈更無從談起，因此，中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也應盡快出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對垃圾短信的處罰雖然重達100萬新元，但這一數字對中國來說其實并不巨大。因為兩國的手機持有者和電信市場根本不在一個量級，如果未來中國要以重罰實現高效治理，當根據實際市場情況，制定自己的標準。
